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2010年到2020年，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总额达到108万亿。过去十几年的各轮次财政信贷刺激，都是以各类传统基建和新基建项目为抓手。无论是地方政府进行的各类新城区、开发区建设，还是城市道路交通（地铁、轻轨、大容量公交等）、城市管网（供水、污水、雨水、燃气、供热、通信、电网、排水防涝、防洪以及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试点等）、污水和垃圾处理、生态园林建设项目，建设标准和成本都相当高，其中很多基建项目只能产生很少、或者根本无法产生任何的现金流，未来只能通过政府财政收入来偿还本金和利息。

　　例如，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徐加爱前往吉林省；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广宇前往福建省；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国家消防救援局局长琼色前往河南省；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党组书记、局长黄锦生前往内蒙古、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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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质疑知情权和选择权难以得到保障。“涉及孩子长期健康的食品，是否使用预制菜，学校必须公开透明，让大家可以选择、可以监督。”家长胡女士表示。

　　以“土地财政”为基础，过去十多年中地方政府设立了多种类型的融资平台加杠杆，大规模举债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一时间，各类开发区和园区平台、交通运输类融资平台、公用事业类融资平台、土地储备中心、国有资产管理中心等，都成为地方政府隐性负债的抓手。地方政府一般先将储备土地、国有公司股权、规费、国债收入等资产划拨给这些平台，然后再从银行取得贷款或通过发行城投建设债券从债市融资。还有一些城市，尤其是欠发达地区中小城市，因信用不足难以从债市融资，就通过融资租赁、项目融资、信托私募等方式以更高利率从影子银行体系融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