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陶分析说，涿州如果在通知蓄滞洪区民众转移时，告诉大家，北拒马河上游洪峰流量达到6000多毫米/秒，是“7·21”的两倍多，可能大家的警觉性会不一样。此外，他补充，日本在向公众发布灾害预警时，还会制作避难转移图，细致到告诉人们，如果当地被淹，该去哪个避难所，一些路会被淹，走哪条路更安全。这些都需要提前规划，甚至在日常公布给大众去学习，但国内在这一点上目前还没有这么精细。

　　多位救援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此次救援的挑战也远高于“7·21”和郑州“7·20”特大暴雨时期。8月2日上午，中国皮划艇协会新兴项目委员会主任金绍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前一天凌晨，他们一行人带着皮划艇抵达涿州。“很多道路不通，我们只能哪条路通，就往哪儿走。”金绍辉说。此外，洪水进入平原，行洪速度放缓。水下很多杂物，铁片、树枝，甚至电线等障碍，随时可能阻拦、破坏船艇。部分救援队只能先清理障碍，再想办法救援。

　　《中国新闻周刊》从相关通报看，涉及此类问题的公职人员覆盖面非常广，既有党委、政府官员，也有银行高层、国企高管等；既有省公安厅副厅长，也有基层干部。他们不仅因此丢了公职，还锒铛入狱。《世界杯预选赛比分》　　嘉友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6000平米的图书库房被淹，损失超过2000万实洋，上百万册图书全军覆没。小红帆童书8000多平米仓库受灾，300多万套图书损毁。光尘文化受损50多万册书，价值3000多万码洋。

　　4个月后，首次执行“新政”的“幼升小”结果出炉，“7·31”后购房的家庭，孩子被全部调剂出区，最好的派位结果是新街口学区的志成小学。

　　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职人员的高利转贷行为，往往涉及个人权力的影响力，其危害性更大，隐蔽性更强，他们利用了个人权力影响力贷到款后，又加息转贷，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增大了金融风险。/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