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概述

　　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我国的大城市发展迅速，特大城市从1997年的34个增长到2007年的63个。近年来，某些特大城市显现出来的一系列交通拥堵、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住房紧张、公共服务失衡等城市问题，引发了各方热议。

　　我国“城市病”的成因是多元的，有规划布局不完善、功能定位不合理、管理方式不科学等原因;从深层次看，有政绩考核体系、财税体制不完善等体制机制性原因。这些病因大城市有，很多中小城市也有，不能把“城市病”看成是大城市的“专属病”。国内外实践也充分证明，“城市病”与城市大小没有必然联系。实际上，大城市特有的规模效应反而更有利于治理“城市病”。

　　有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大城市病是判断一个城市的人口是否超载的重要依据。任何一个理论值都是有缺陷的，它不可能考虑到所有因素，也很难及时作出动态调整;而且，城市的功能定位、管理水平、空间布局等因素也会影响人口合理承载量，但这些因素又难以量化。实际上，城市的人口是否超载必然有一些表象，如集聚经济效应大小、交通拥堵状况、就业收入水平、环境污染程度等。不管一个城市人口规模大小，只要出现了交通堵塞、就业困难、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比较严重的城市病，就说明这个城市的人口已经超载，如果还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城市病，就说明这个城市的人口还没有超载，还有聚集人口的空间。

　　模拟题

　　如何看待我国大城市建设和随之产生的“城市病”问题?

　　参考解析

　　发展大城市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模式，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

　　大城市的集聚效应首先体现在分工专业化上，大城市聚集了各层次人才，能更好地实现专业化分工，提高生产效率;其次，大城市里的大量人才资源可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企业能更快找到自身需要的人力资源，劳动力也能找到更多就业机会，中间的交易成本被压缩。

　　大城市是“发动机”。以人口、经济、科学文化高度集约为特征的大城市，能有力带动区域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大城市是“大旗舰”。它既是民族经济走向世界的“桥头堡”，又是外国资本、知识、技术进入中国的“吸收器”，对于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城市是“孵化器”。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传统工业进入尾声，新型工业化正在展开，人口和资源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未来对信息、技术、资本等需求旺盛，而这些正是大城市所特有的比较优势。

　　反过来说，如果大城市发展滞后，将弱化国民经济质量，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事实上，大城市的综合要素生产率是小城镇的2倍，超大城市更是达到3至4倍之巨。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式的粗放经营与大城市发展不足不无关系。

　　我国的大城市在数量、经济产出、人口集聚度等方面还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从数量方面考量，我国大城市的数量不是多了，而是偏少。从经济产出方面考量，我国的城市群与世界城市群相比，“落差”还很大。即使从人口集聚度考量，我国的大城市也依然有一定的发展余地。

　　有人担心，大城市人口继续增加，会使资源环境不堪重负，但事实上，通过完善规划、精准定位、科学管理、改善技术等手段，资源环境瓶颈也能继续“扩容”。

　　大城市的发展有优势也有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城市就可以任意发展甚至盲目发展。

　　——大城市的发展是有条件的，不能无序发展。

　　集聚考验承载能力，人口规模的扩大对供水、交通等资源环境和公共服务的压力不言而喻。 大城市发展一定要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不能无限制扩张，不能一味“造大城”。

　　——大城市的发展是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大城市的出现，说到底是市场自然选择、生产要素集聚的结果，这是个渐进的自然的历史过程。如果依靠行政力量强力推进、拔苗助长，而产业支撑跟不上，往往建成的是缺乏产业的“睡城”、没有人气的“死城”。

　　引导大城市健康发展，政府应当在规划、定位、管理等方面下足功夫，同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大城市的很多治理难题最终都落在人口管理上。我国的特大城市要加快基础设施供给市场化的范畴，加快推进阶梯价格政策，在城市市民生活成本充分市场化之后，价格和生活成本的市场化调节也自动会导致人口分流。

　　引导大城市健康发展，需要更为宽广的视野。在类似北京这样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近极限的超大城市，一定时期内有必要通过一些措施来抑制城市的过度膨胀，从中长期看，还可以通过发展都市圈、实现圈内大中小城市的合理分工来予以疏解。

　　令人欣喜的是，时下京津冀一体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为我们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发展大城市提供了一条有别于传统的新的思路。